爱国诗人?你才诗人,你全家都诗人

  • B素生活
  • 2020-07-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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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国诗人?你才诗人,你全家都诗人

古代典籍看起来遥远而崇高,但也不过是当时日常的截面。更靠近一点看,经典往往也具有现代意义,有时嘴砲唬烂、有时更如网路乡民那般机锋生动。

要说端午节与咱们的文创产业有什幺连结,大概就是「诗人节」了。根据我在网路海搜的资料显示,我大中华民国政府在对日抗战期间,为了表彰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,将屈原投江逝世纪念日定为诗人节。当然,屈原爱的到底是哪一国,陈茻老师曾经在〈屈原若是爱国诗人,那他爱的是那一国呢〉文章里有深度辩证,我只能推测与跟当时中华儿女抗战所爱的国,恐怕不是同一国。

当然,屈原是个重要且伟大的作家,在风雨飘摇的年代,他愿意承担楚国任何职务,不惜粉身碎骨,也要死在楚国、埋在楚国(不好意思没得埋)。因此先搁置爱国卖国等国族认同,我觉得屈原另一个被严重误解的地方在于「诗人」这个头衔。当然啦,诗人可以当成广义的骚人墨客代称,或等同于作家作者。如今网路书店趁「诗人节」行销现代诗集,那也不是传统诗歌的定义。

但若考察更精準一点,屈原在其写作生涯里,从来没有写过一首「诗」,他开创楚骚一体,为其后汉代辞赋奠基,留下了〈离骚〉、〈九歌〉、〈九章〉等代表作,其中没有一首可以定义成狭义的诗歌。

在《文心雕龙》里有〈明诗〉篇也有〈辨骚篇〉,将诗与骚这两种文类一边一国分得很清楚。所以我就跟那位拒绝联考的小子观点很类似,反对诗人併吞屈原,反对诗歌併吞楚辞,鹅鹅鹅鹅鹅(不要问我为什幺有回音)。关于屈原其后的文学影响,司马迁说:

屈原既死之后,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者,皆好辞而以赋见称;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,终莫敢直谏。(《史记.屈原贾谊列传》)

至于楚辞一体的发展,刘勰则是这样说:

自风雅寝声,莫或抽绪,奇文郁起,其离骚哉。固已轩翥诗人之后,奋飞辞家之前,岂去圣之未远,而楚人之多才乎。昔汉武爱骚,而淮南作传,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,小雅怨诽而不乱,若离骚者,可谓兼之。(《文心雕龙.辨骚》)

好der,定义已经很清楚了。屈原其后宋玉唐勒仿效其体作赋,而楚骚基本上就是赋的形式,而骚体与辞赋在此时正式从《诗经》的「赋比兴」这个技巧独立出来,与国风小雅有明显的区别。

辞赋界定很清楚,诗人指涉却很模糊,大家心理不觉得毛毛的吗?但在「爱国诗人」这个头衔之下,屈原爱的国家产生了混淆,写的文类也产生了混淆,从此被变成一个他不是的诗人,我觉得这可能是文类发展某种无奈。而辞赋这个先秦汉魏的重要体类,只因为我们对之缺乏了解,就被鬼隐在文学史脉络之中。

说起「骚体」或「楚辞体」,其实也有许多争议。简单来说「赋」这个文体有各种变形,譬如骈赋、律赋和散赋,而骚体赋专指带有「兮」字句的赋,而这个体类上溯即是屈原。「兮」是南方的感叹词,无意义,但由于兮字句造成一种迴旋往复、缱绻哀思的效果,因此楚辞体形成独特的抒情美典。而「兮字句」格式也不大相似,铃木虎雄《赋史大要》曾将兮字句型分成数类,包括「○○○○兮,○○○○」、「○○○兮○○○」或「○○兮○○」等,实际拿屈原的作品来说:

接舆髡首兮,桑扈臝行。忠不必用兮,贤不必以。伍子逢殃兮,比干菹醢。与前世而皆然兮,吾又何怨乎今之人。余将董道而不豫兮,固将重昏而终身。(〈涉江〉)

后皇嘉树,橘徕服兮。受命不迁,生南国兮。深固难徙,更壹志兮。绿叶素荣,纷其可喜兮。(〈橘颂〉)

UCCU,是不是跟我们想像的《诗经》的四言,古诗的五言,或律绝的七言完全不同?在屈原这些辞骚里几乎找不到任何典型的诗句,当然,若将感叹词移除,如〈涉江〉首句语意为「接舆髡首,桑扈臝行」,即为四言诗;〈橘颂〉「后皇嘉树橘徕服,受命不迁生南国」,即为七言诗,意义上不至于解不通,但就是完全不同的体类形式。而形式其实是文学发展最关键的部份。就像很多读者不能理解,其实从四言的《诗经》进化到五言古诗,其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,因此耗费了漫长的时间才演化完成。

在辞赋时代后,五七言的诗歌正式确立下来,成为诗体的黄金比例。我的老师简宗梧教授就认为:这样的黄金比例在其他民族也可以找到对照,譬如日本的俳句(五╱七╱五)、英国的十四行诗。当然这是题外话,重点是若告知屈原他怨怼沉江的祭日成了「诗人节」,我相信他本人也会感到相当震惊。不过无论什幺节,背后难免有意识型态,反正重点是能放假就好。